[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联系原本”开展“副本批判”的重要理论行动，把意识形态批判推进到了“原则高度”，提出了诸如“人是特殊的个体也是总体”“人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理论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等经典的思想政治教育论断，蕴涵着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表征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世界历史视域下，揭示并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活动本质、价值理想和方法原则等规律性认识，对于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深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意识形态

从柏拉图的“理念”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始终持存着对“理念”的本体渴望和理性信仰。马克思通过哲学观念变革，立足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事业，在满足这种渴望的同时激发出新的渴望，在解构这种信仰的同时确立起新的信仰，剔除了“理念”哲学的本体执念和神秘思辨，保留并发挥了“理念”作为人类精神对生命的热忱、对主体的尊重、对真理的追求，归根到底是对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和方法求索。不论是作为本原要义来规定事物的纷繁表象，还是作为方法原则来把握事物的运动变化，“理念”总是被理解为具有内在深度、真理品质和持存效力的精神实质。这个精神实质仿若“基因”，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历尽千帆而初心不改，辗转岁月而本性犹在。在此意义上，追问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意味着寻访初心和笃定本性，通过“回到文本”而“经过文本”，在经典文本中梳理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活动本质、价值理想和方法原则。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哲学反思，凝结在具有本质重要意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经典论断之中，回应着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以及“应当是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蕴涵着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性认识。如果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理解和把握为一篇思想政治教育文献，我们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在“副本批判”和“原本批判”的双重维度上，对黑格尔哲学思辨幻想的揭穿，展示了国民经济学的“毫不中用”，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发生过程及后果，指明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和实现道路，给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明确了奋斗理想和原则方略。梳理并提取意蕴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解析经典论断、反思现实困难，有助于寻获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深化发展的文本理据和规律启迪。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人是特殊的个体也是总体

在《手稿》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关于个人概念，关于“个体存在与类存在”的关系，因而实质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写下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论断：“因此，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人也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人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1](p188)这个经典论断指向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个人，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和把握“个人”？

个人概念，是西方传统哲学在近代转向过程中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不过始终没有获得正确的概念界定和本质把握，而这又主要是因为始终没能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内在关系。西方传统哲学对个人的理解总是走不出“原子个人”的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在本质上讲是“神正论”的，因为“原子个人”往往是由神来创造和安排的。上帝先是创造了亚当，又创造了夏娃，之后是一个接一个的“单数人”。在“神圣形象”这个绝对和总体之下，全部人被抽象力还原为一个个孤立存在、互不联系、直接面对上帝的“平等个体”，然后又通过这样那样的神旨、命运、强力或者契约，把这些观念的“平等个体”拼凑成一个同样是观念的“社会整体”。这种认知模式看起来是从个体来理解社会，赞同个体构成社会，实质上还是以社会作为前提来理解个体，只不过这个社会被抽象的、绝对的、总体的神圣力量所吞噬；或者说这种社会前提不过是虚假的集体优先，因为真正替代社会在发挥作用、行使优先权的是从来都抽象的神圣力量——它的“人间代表”和“尘世力量”，先后表现为国王、教皇和大资本家。可见，抽象的神和总体创造了同样抽象着的人和个体。在这种抽象中，不仅人与神的关系，而且个体与总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是颠倒的。当然，这种颠倒并不单单体现在抽象的思维中，而且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毕竟，从来都是“颠倒的世界”产生和复杂化了“颠倒的世界意识”。

正是发现并运用这个基本原理，马克思对这种颠倒的个人观进行了合理的颠倒。这种合理颠倒的关键不在于宣布人创造神、个人生产社会，而在于考察并做出这种宣布的前提是“现实的人”，是那个“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1](p209)。“现实的人”既作为“运动的结果”，又作为“运动的出发点”，生产着“他自己和别人”，生产着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跟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p188)这就是说，社会本身生产着“作为人的人”，个体本身也生产着“作为社会的社会”，社会与个体相互依存、内在同一，都在自己的现实中生产着自身和对方。因此，就像海涅说“每一座墓碑下都有一部这个世界的历史”[2](p146)那样，人所以是“特殊的个体”，一方面是因为人拥有自然个体在生命活动上的全部特征，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在本质上表现为“类存在物”，在其中“人也是总体”，而且是“生命表现的总体”，并且正是因为这个“总体规定”，人才同动物根本区别，社会才成为“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p187)。

由此反观个人与社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要想科学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除了看到两者的同构关系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互动原理之外，更要看到个体的特殊性在于“人也是总体”，既是“存在的总体”，也是“观念的总体”，这个“总体”处于“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之中，归根到底是“生命总体”的现实表现。不能把个体和总体对立起来，仅将社会理解为总体性概念，然后再把个体嵌入其中。这种做法只能得到“总体的个别”而非“个别的总体”。尤为重要的是，个体本身就应当被理解和把握为总体，人是自己的总体，只不过这个总体并非自己自然的直接产物，而是自己与自然和解的产物，并在这种和解中蕴涵了自己与他人的全部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首先就要把人当成完整的“生命总体”来看待，而不是片面看到人的知识、习性、禀赋、身体以及经济条件等等；同时又要把“社会”内化到这个“生命总体”之中，因而是发挥“现实的人”这一“特殊的个体”的中介作用，让类与总体对话，让生命关照生命，让灵魂触动灵魂，才好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本质：人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但是，如果没有人的意识能力，个人很难觉察到自己也是总体，即便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一个总体，也未必能体会到自己的生命不仅对于自然而且对于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总体。正是因为人有意识，不仅自己的全部感觉和精神活动，而且“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为我自己所占有”，形成了“社会的器官”，所以“同他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为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1](p188)。与之相反，动物只占有自己的生命活动，并且是以它直接就是这种生命活动来占有，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1](p162)动物天然知道进食、求生、繁殖，但是它天然不知道这些活动是生命本身，这不只是因为它不知道这些活动的标准和意义，更重要在于它没有能力去把这些活动同自己为何是自己、自己跟其他动物的关系区别开来。动物不存在“关系”，也就不存在自己，因为没有关于自己存在的任何意识，只有出自本能、绝对自然的个别行动，以及同样出自本能的呈几何级增量的个别行动。

因此，马克思指出：“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1](p162)由此可知：其一，人的本质表现为生命活动，而且是一种能够自知自己与他人在其中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相互依赖又彼此独立的生命活动。人们怎么表现自己的生命活动，人们就是怎样的人，不仅是怎样思想的人，而且是怎样行动的人。就是说，人们怎样思想，就怎么行动。其二，异化劳动剥夺了生命活动的自由本质，把生命活动变成了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使生活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1]（p157），导致“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时“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人的生命本质被颠倒为“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p157)。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本质。当思想政治教育面对人，强调把“现实的个人”作为起点和前提时，应该把人理解为生命活动过程，不仅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1](p506)去把握人的生命本质，而且在“物的依赖关系”社会结构中去剖析和扬弃承受着异化之苦的生命活动。不能仅仅把人当作知识与符合，而是要把人当作感性活动着的“生命整体”，就像习近平所强调的，“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3]思想政治教育从来都把塑造灵魂和塑造生命作为本质追求。这就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停留于知识灌输、口号宣传和理论教化，应当围绕“知-情-意-行”建构全方位的教育元素、过程环节，要从知识传播上升到观念塑造，从价值引领深入到信仰构筑，既要关注个体学到了多少知识原理和观点见解，更要关注个体笃信了怎样的立场和观点，以及个体在多大程度上使所学、所思、所信与所行保持内在一致。

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用生命培育生命的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说过：“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p210)即便这种“对象”造成生命的异化，那也是真实的生命对象，反映着真实的生命过程，现实地构成着思想政治教育理解和塑造生命的逻辑起点与现实前提。关于这个起点和前提，马克思接着指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1](p191)。作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不是生活于“思维”之中，不是“词句批判”中推进历史，而是在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感性、个体与社会的和解中生产着“自己的生活”及社会历史。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句“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掌握群众”，光靠“理论彻底”还不够，还要“彻底说服”，后者则需要把思想与利益、逻辑与历史、讲理与抒情、明义与践行、质疑与笃定等生命要素和育人环节统筹兼顾起来，嵌入社会生活、触及思想灵魂、培育完全人格、彰显生命本质，既要“有理讲理”，更要“讲理有理”，不仅“理直气壮”，而且“春风化雨”，把立德树人、铸魂育人融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理想向往和奋斗追求之中。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想：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全部问题的核心要义是“共产主义”，既是如何理解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问题，也是如何确立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问题。共产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容回避、也无法回避的根本性课题，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想。在此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阐释，直接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内容，在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结果与过程相统一、目标与手段相统一、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多重意蕴中，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理念。

在《德法年鉴》刊发的两篇文章中，马克思没有使用“共产主义”这个用语，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意义上，揭示出“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运动”是“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1](p14)，强调“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必须“从根本上进行革命”[1](p18)。这种革命和解放的彻底性、全面性、先进性就在于，它“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使“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使“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1](p46)。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把“人的本质”同共产主义革命中“人的解放”联系起来，认为“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就是要全面地占有“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到了《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方面，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p158)，这种活动体现着“人的类特性”，表现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自主活动”“自由活动”，因而是具有全面性、丰富性和整体性的生命活动，“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p163)，生产着自身与他人的全面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人们在异化劳动中丧失了自己的“类本质”，“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163)，生命活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于“生产的对象越多”就“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p157)。由此引发的恶果——“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工人仅仅能够被允许获得“片面的发展”。于是，“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残”[1](p159)。

到这里，马克思看到了“私有财产”作为“人的本质”与“共产主义”中间环节的关键意义，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1](p185)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之生命活动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占有不是直接的、片面的、物化的享受，而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p189)，这个方式不是别的，正是“共产主义”，“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1](p197)，创造着“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1](p192)。因此，马克思反驳了粗鄙、庸俗共产主义学说关于人的本质力量“消逝、舍弃和丧失”“退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的谬论，旗帜鲜明地指出：“恰恰相反，无神论、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或者说，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1](p217)这种“生成”和“实现”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具有三重理念意蕴。

首先，就“人的本质”生成来说，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和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活动过程。追求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也就是发展和占有“人的本质”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塑造人的关键，在于引导人“合乎人性”“占有本质”，也就是实现“全面发展”。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讲清楚何谓“人的本质”及其同“共产主义”的内在联系，要讲清楚实现“人的本质”对身心条件、素质结构、知识能力提出的全面要求，特别是要讲清楚思想政治观念、道德品性修养对于全面发展的特殊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讲清楚，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样，共产主义、人的本质因而全面发展也是一个需要长期共同奋斗的历史过程，不仅需要充分的物质条件，而且需要满足了这种物质条件的生命成长和社会互动。

其次，就“共产主义实现”这个“理想愿景”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要阐释并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不断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既要在终极意义上讲清楚共产主义作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p185)，是解答了“历史之谜”的“此岸世界的真理”；又要务实地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引导人们从正在做的事情着手，从紧缺的本领和不够笃定的信念着手，在仰望星空的同时脚踏实地，为追求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最后，就“共产主义实现”的物质条件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要紧紧抓住扬弃私有财产、消灭私有制这个中心环节，不仅在物质关系上“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在精神关系上“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4](p52)，揭露和批判资本的增殖逻辑及其造成的“商品拜物教”，揭秘和破除“物的依赖关系”社会结构给个人生命活动带来的“抽象统治”和“观念奴役”，亦即揭穿和消解“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推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观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让“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既能治国安邦，也能安身立命。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原则：理论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

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指出：“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1](p11)宗教批判、哲学批判和“理论的解放”之所以具有“实践意义”，既不是因为革命存在于“震撼世界的词句”之中，也不是因为人们一旦从头脑里抛掉了种种臆想，起身“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确立起了真实的观点与信念，“当前的现实就会崩溃”；在根本上讲，这种“实践意义”是指“满足实践需要”的意义，就像马克思所讲“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p12)，虽然“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p11)，能够给无产阶级开展“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提供强大的“精神武器”和“思想的闪电”。在这里，马克思看到并承认了思想理论对于革命实践所具有的能动作用，但是没有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沉迷其中，狂热于“批判的批判”和“用词句反对这些词句”，却绝不“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1](p516)。

马克思超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立场的地方，就在于他首先想到了“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1](p516)，想到了联系“原本”来剖析“副本”，然后又从“副本批判”深入到“原本批判”，提出“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1](p12)，无产阶级只有消除“尘世生活”中的颠倒关系和异己力量，才能在“天国生活”中破除对“权威的信仰”和“信仰的权威”，把自己从不是外在就是内在的“宗教笃诚”中彻底解救出来。可见，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唯物史观理论内核已经初步具备、呼之欲出了。在《手稿》中，这种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内核得到进一步生长和明确，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本”开展的理论批判，不仅让马克思真正解决了“苦恼的疑问”，而且让马克思真正超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揭示了思想实现和理论批判的实践本质：“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了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1](p192)

在马克思看来，理论的对立是现实对立的观念表现，颠倒的意识根源于颠倒的现实，仅仅在思想批判中揭穿一种理论，既不能真正消除理论的对立，也不能真正克服这种理论，更不能直接就会克服和消除产生了这种理论的颠倒现实。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强调的：“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够的。”[1](p289)“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1](p547)要想把镜子里的倒影正过来，就要把镜子前的原型正过来，要想消除镜子里的遮挡，就要把镜子前的遮挡拿走，同样要想解决皮影戏中的矛盾，就要解决产生和沉迷于这种皮影戏的现实。概言之，解决理论对立，破除观念颠倒，关键在于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现实地解决和消除这种“尘世生活”中的对立与颠倒。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常常有这样的困惑，已被揭穿和驳倒的错误思想观念，却还是会对人们的思维思想、生命活动产生诸种影响。比如，虽然“谬误在天国为神邸所作的雄辩[oratio pro aris et focis]”早被驳倒，人们知道“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1](p3)，更知道“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p4)，但是似乎完全不影响人们继续在宗教中“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继续笃信和拥抱宗教制造的“虚幻幸福”。同样的情况是，即便揭露了所谓“普世价值”及其形形色色社会思潮的虚假和错误本质，比如在青年学生群体中颇有影响的存在主义、新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也还是难以清除这些观念思潮对人们精神生活和物质行动（尤其是消费观念和物化生活）的影响。部分原因是这些传统的宗教观念、这些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变化更新，总是披着新的外衣幌子，以不同的面貌出现，非常擅于在时代变迁、文化迭代和思维转换中，移花接木、借尸还魂，特别是在现代传媒的数字统治中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对此，马克思说这既是“死人抓住活人”[5](p9)，也是“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6](p59)。

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铲除宗教存在的土壤，还是因为以资本增殖逻辑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是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物质力量”，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同美西方国家思潮观念进行人心争夺和话语较量，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思潮观念对青年学生的误导和腐蚀，但在“世界历史”上看暂时还无法彻底根除这种思潮观念及其带来的不良侵害。因此，开展意识形态揭露和批判，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立德铸魂，需要常抓常新、抓早抓小、抓全抓实，既批判“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也批判“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1](p4)，更要以作为新时代精神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统领全局、引领行动，构筑起当代中国精神，让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和民族有希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苏]伊·谢·科恩:自我论[M].佟景韩,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

[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15.10.15（0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钟启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文章来源：《学术探索》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