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近两个世纪的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渐近尾声，复活与重塑作为传统文明和社会主要载体的乡村的多重价值，已经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或节点。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背景和语境，则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乡村“节俭”传统的当代价值。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品德的节俭

在谈及“节俭”时，很多人马上会联想到“贫穷”。应该说，这有一定道理，因为自古至今人们的节俭生活，确实是相对匮乏的物质财富或生活资料所导致的一种无奈。也就是说，当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徘徊在维持生计水平时，人们不得不过一种量入为出的简朴生活。

 但严格说来，“节俭”和“贫穷”这两个概念并不是一种直接对应关系。贫穷或贫困是指因物质生活资料匮乏而处于困顿之中的被动性生活状态，突出表现为衣食住行等生活基本需要的无力满足；节俭是指一种主动采取的日常生活习惯、待人接物方式和道德精神状态，尤其表现为合理、适度和节制使用可支配的物质财富或生活资料。换言之，与贫穷或贫困相对立的是殷实、小康、富足、富裕，而与节俭相对立的是寅吃卯粮、铺张浪费、奢侈或奢靡。相应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德的节俭，其实同时适用于物质财富或生活资料窘迫有限或较为充足的情形。

因而，当前关于节俭这一问题的讨论中真正有意义的是：一方面，为什么不能接受或放任挥霍无度、铺张浪费、攀比炫耀的奢靡生活之风，而且在全面实现小康甚至富裕生活之后也不能这么做；另一方面，如何才能保持与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简朴生活的优良传统和品德，而这就涉及到乡村相较于城市所蕴含或传承着的节俭价值。

乡村何以能守得住节俭？

那么，为什么说乡村更容易守住节俭的生活方式和美德呢？在笔者看来，这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基于对劳动辛苦感知所产生的“悯人”心理。我们在幼儿时代最早学会背诵的诗歌之一就是那首《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歌描述的是农民在农田中辛勤劳作的场景，而目的则是要警示人们“盘中餐”的来之不易。当然，最重要的并不是这种关于农业生产的知识，而是这种从事农业劳动的实践。也就是说，那些真正尝试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人对于劳动果实的“粒粒皆辛苦”的感知，同那些只是背诵了书本知识的人相比，还是大不相同的。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在古代春耕之时，大臣甚至皇帝本人也会来到田间“亲历亲为”，以表明与普通农民一样对于劳动辛苦的“感同身受”，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意涵是对当政者本人的重农节俭意识的提示。所以，正是这种对于农业劳动的艰辛付出、劳动成果来之不易的切身感受，铸就了广大农民乡村生活中根深蒂固的节俭意识、态度与行为。比如，同样是对于剩余饭菜的处置，城市居民首先考虑的是卫生安全问题，而农村居民最先想到的很可能是一旦丢弃要浪费多少人的劳动果实。

需要强调的是，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之间的明显不同。虽然二者都是通过劳动活动，伴随着劳动产品的产出。但工业劳动却有着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它不再是本地化、现实场景化的劳动，而是处在一个封闭的工厂环境中，因而缺乏那种身处大自然田地之中的真情实感；二是它不再是一种主体性、自主化的劳动，而是从劳动资料到劳动成果都属于他人、劳动规则也由他人来制定掌握的活动，因而很难再感受到劳动本身具有的能力释放更不用说解放的意义。总之，现代工业劳动既不需要为生产活动的资源节约品性直接负责，也不需要过多考虑自己的消费活动的生活节俭品质（只要能够支付得起）。而在高科技助推下的当代智慧劳动和受大众消费主义熏染的城市社会中，这些特征变得更加凸显。比如，无论是一双鞋子还是一部智能手机，尽管它们的生产使用所耗费的自然资源和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大不相同，但对于生产者和购买者来说，都只是一种普通机械制品或日常生活用品而已，唯一的区别就是价格的高低，而只要能够支付得起，购买者可以像更换鞋子一样频繁地更换自己的手机。

其二，基于对大自然“物质变换”感知所产生的“惜物”情感。传统农业劳动不仅展示或维持了劳动者的统一完整性，进而催生了劳动者同时作为生活消费者的节俭意识和行为习惯，还可以让劳动者更直观地感知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复杂的“物质变换”或“新陈代谢”过程，从而对于作为劳动资料或劳动成果的“实物”产生一种吝惜、爱护、续用之感。在乡村生产生活的情景或语境下，人们很容易理解的是：一方面，大自然中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都有各自的生命和功用，都有着自身的生长发育过程和规律。无论是基于满足衣食住行还是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都不能随意改变村庄周围的生态环境和地理风貌，因为后者是所有村民共同的永久性家园。而且，这一大家园中的庭院、农田、水域、林地、山岭等等，也是一个个生态系统，不能破坏。另一方面，生产劳动对于自然万物的开发利用，既要尽量做到物尽其材，又要努力实现物尽其用。也就是说，要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规律和周期在最合适的时机采摘加工。而作为制成品，则要尽可能发挥它们的最大功用。比如，各种粮食水果要等到它们完全成熟时才进行采摘食用，并尽可能做到合理保存长期利用，而所有的庭院建筑与家居耐用品则是尽可能时间长地使用，非必要不进行修缮或更换。可以说，正是农业劳动本身的双重性及其体验——同时考虑到主体自我需要的满足和周围自然界的自我循环——孕育了劳动者发自内心深处的爱物、怜物、惜物意识和情感，尽量避免造成对周围生态环境的过度或额外干扰。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对于劳动资料（成果）的异地获取（出售）和技术替代，在有效克服了传统农业劳动的单纯自给自足的同时，也就逐渐切断了劳动者最初拥有的对于劳动过程中“物质变换”或“新陈代谢”的切身感知。这方面的两个经典性实例，一是城乡分离，二是化肥农药的使用。前者不仅带来了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相分离，成为一种更具有单纯性、盈利性和竞争力的社会劳动形式，而且使得城市的工业劳动者拥有越来越重要的经济社会意义，造成乡村劳动及其生活的普遍性衰微；后者则以人工输入和添加的方式，看似弥补或链接了劳动过程中的某些缺环，但实质上却是彻底割断了农业劳动过程中本身拥有的内在联系，比如在传统农业条件下大都是依靠农家有机肥来保持土地肥力、依靠大自然中固有的天然或生物链方法来灭除害虫的，而这在现代农业条件下已变得异常昂贵或难以操作。

其三，基于家风民俗的规约作用所产生的“克制”意识。不容忽视的是，传统农业劳动是在乡村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而乡村之中的家风、民约、村规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劳动与生活发挥着显而易见的规约作用。从西周时期周公《诫伯禽书》中的“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到三国时期诸葛亮《诫子书》中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再到明末清初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中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映的都是我国古代农业文化中社会精英层面上的崇俭抑奢理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理念已经渗透到乡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大户人家中一家之主的选拔任用，十分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具有节俭品行，能够合理节制全家的日常生活开销。这方面最著名的文学人物就是《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她身上虽然有着许多缺点，但最大优点则是节俭持家的本领，能够把荣国府上下的财务收支打理的井井有条。可以说，正是通过这些代代相传、口口相传的“律条”，节俭生活才能成为一代又一代乡民贤达的生活准则和道德规范。

可以理解的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城镇化在逐渐瓦解传统农业经济（劳动）与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地位的同时，也就大大弱化了家风民俗所具有或担当的那种规约滋养作用。这不仅表现在已经实现城镇化的街道社区，也影响到在外观上依然呈现为乡村样态的广大地区；不仅表现在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也影响到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发展的当代中国。就我们自己而言，节俭“克制”或“自律”意识渐趋弱化的深层逻辑，既是由于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所累积起来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物质财富总量的大幅度提高，从根本上改变了数千年来主导性的勤俭治国、简朴生活的物质环境，也是由于乡村对于个体的约束性功能包括节俭自律意识的形塑功能正在迅速衰弱甚至消失。许多乡村尤其是城镇化村落和城郊村，已经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功能齐全、意涵丰富的社会构成单位，而更像是一个经济不够发达的缺乏实质性的社会与文化互动沟通的“城镇”。

乡村振兴中的“节俭”维度

如上所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德的节俭，更多是一种乡村而不是城市的现象或传统。这并不是说城市居民不如乡村居民懂得合理、适度、节俭地安排自己的可支配物质生活资料，也不能说如今的乡村依然完好如初地保留着节俭克制的生活方式和品德。笔者认为，即便在一个物质基础条件丰盈得多的新时代，生活节俭仍然有着不可或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道德价值。当今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生产实践，为节俭生活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生态维度下的考量。接下来，笔者将着重谈谈乡村振兴过程中重识与复活乡村的节俭价值问题。

首先，以尽可能少的物质耗费来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广大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丰富，既是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目的，也是这一历史性进程的结果性体现，而这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农民家庭生活消费水平的较大幅度提高改善。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实质性提升农村与农民的现代化生活水平和质量。然而，从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终极目的来说，一方面要注意物质生活产品消费与其他社会文化需要满足之间的平衡，并以此来合理设计乡村建设中的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管理机构设置和基础设施服务，比如充分发挥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在村民间社会交往与乡村管理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持乡村物质生活的简朴本色，尤其是尽量规避来自城市的消费诱迫效应，比如通过对乡村文化与建筑的更严格保护来增强村民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并减少建设性破坏或拆除重建。也就是说，满足村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最高目标，但前提是必须坚持节俭的原则，尽量减少物质材料和自然资源的浪费。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即便在已经实现脱贫的许多农村地区（包括在中东部地区），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其次，以尽可能低强度的外部干预来保持营造良好的乡村生态环境与生活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推进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或凸显了农村生产与生活环境的衰败，而这也促成了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的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无论是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还是乡村旅游开发，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重建山清水秀、舒适宜居、特色鲜明的乡村生态与生活环境。应该说，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但需要注意的是，农村的生态环境与生活环境有着自身特点，比如依山傍水、河湖蜿蜒、荒野绿地、田路相间等，这些特点又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关联。因而，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既要避免乡村的生态与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像城市，比如整齐划一的庭院、宽阔硬化的道路、去田野化的人工环境；也要避免用城市的思维来改造乡村的生态与生活环境，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农村风景的景区化——让其中的某些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景观成为城市公园、但却与其周边环境和整个乡村的生态环境不相协调。总之，简单的商品下乡或资本下乡，最终带来的都可能只是市场经济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的熏染，而不会保持与营造我们从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所期望看到的美丽乡村或乡村振兴，因此要特别警惕经济社会因素驱动下可能会导致的对于乡村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的过度或额外干预问题。

最后要谈的是，以节俭生态的生活方式与品德带动促进乡村整体的道德振兴与重建。毋庸讳言，无论是对于那些已经实现物质生活初步富裕的乡村还是那些依然处在满足温饱的乡村来说，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道德精神层面上的问题或挑战。对于前者来说，突出表现为小富即安、无所事事的道德精神空虚问题；对于后者来说，突出表现为听天由命、等、靠、要心理严重和意志缺乏问题，而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乡村作为一个社会构成单位，越来越难以像从前那样提供一种系统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道德意义上的保障、规约和引导。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乡村振兴应是一个综合性变革的目标和过程，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或智力投资的问题。道德精神层面上的振兴与重建是所有形式的经济和社会战略的根本。就此而言，传统乡村的节俭生活方式和品德与乡村振兴语境下的生态生活方式和品德，不仅可以达成一种历史性的“合力”——都可以通过合理、适度、节俭使用物质生活资料和自然生态环境来达到一种美好生活境界，而且可以扮演一种道德精神整体复兴与重建的催化剂的角色。比如，笔者2020年参观考察过的河南汤阴县的美丽乡村建设创新，就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农户先进家庭（个人）评比等元素结合起来，尤其是自觉融入了道德文化营造方面的考量，值得关注。

作者简介：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人与生物圈》2021年Z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