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特别关注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妇女问题，研究妇女地位的演变及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

一、用唯物史观研究分析中国妇女问题

1915年，以《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从第2卷第1号起更名）的创刊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开始。陈独秀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中，首先就提出了妇女解放问题，将妇女解放和政治、经济、宗教的解放并提，将妇女问题作为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提出，以后的每期杂志基本都有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包括女子教育、贞操观念、女子独立到婚姻改革等，内容丰富。当时的其他许多出版物，也都把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作为主要内容。当然，这一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并没有揭示出妇女受压迫的阶级实质，也没有找到妇女解放的正确途径。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近代以来兴起的妇女解放思潮有了新的内涵。1918年11—12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后来又陆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妇女解放与Democracy》《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等一系列文章，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妇女实际相结合来考察和研究中国的妇女问题。

第一，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现象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李大钊在一系列文章中指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在李大钊看来，经济状况的变动影响着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 [1]138“女权的衰落，大约起于畜牧时代。”到了农业经济时代，“男子便专从事于农作，在经济上占优越的地位，女子遂退出于家庭以内，作些洒扫的琐事，现在从文字上亦可以看出是等痕迹”。“‘男’，《说文》：‘男，丈夫也。从田力，言男子力于田也。‘妇’，《说文》：‘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业。’”“男女的分工，并男女地位的优劣，于此均可概见”。 [1]307

第二，妇女要解放必须打破私有经济制度。妇女问题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五四运动前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探寻女性解放问题。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表题为《美国的妇人》的讲演，认为有了女子教育权的获得，其他的一切职业问题、参政问题就迎刃而解。教育在妇女解放中当然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仅仅通过教育来解决妇女问题只是局部的改良。工读主义的倡导者们提出妇女要获得经济独立才能解放。经济独立固然重要，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妇女问题是同整个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私有制的经济制度之下，所谓妇女的经济独立只是幻想，妇女工读互助团也会昙花一现。

李大钊指出，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在1920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他剖析了中国大家族制度，在他看来，这种制度是中国两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它既是血统的结合，也是经济的结合，而这种制度表层构造则是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 [1]186“私有的经济制度”是女性不能获得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原因，只有打破这社会私有的经济制度才能获得女子的独立。根据李大钊的学生回忆，李大钊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课堂上大声疾呼：只有社会性质改变，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2]857

第三，妇女解放要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傅立叶在《论四种运动》中，第一次阐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赏傅立叶的这一观点。李大钊认为，妇女解放与民主的实现密切相关。1919年10月《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办了《妇女号》，刊出李大钊文章《妇女解放与 Democracy》。在文中，李大钊明确指出：没有妇女解放的民主，断不是真正的民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民主才能实现。 [1]89在1923年发表的《平民主义》中，李大钊认为，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是时代的精神。在他看来，“人民”不独指男子，也包括半数的妇女在内。 [3]155因此，在妇女没有解放的国家, 绝没有真正的“平民主义”，没有妇女平权的社会, 就将是一个“半身不遂”的社会。李大钊指出：“社会上一切阶级，都可以变动；富者可以变为贫，贫者亦可变为富；地主与资本家可以变为工人，工人亦可以变为地主与资本家。社会若当时党的改造，这等阶级都可归于消泯，惟独男女两性，是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平民主义’，比什么都要紧。”[3]156

第四，“联合妇女”的主张。包括各个阶层的妇女联合，及全社会的民众的联合。 [4]415李大钊在《大联合》中说：“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效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1]181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中李大钊指出：“第一步可以促女工自己团结，第二步可以促男女两界的无产阶级联合，为阶级战争加一层力量，结果是女子在社会上必占与男子平等的地位。”[1]140毛泽东、陈独秀、李达等也都持同样的观点。毛泽东1919年7月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就指出要进行女子的联合，最根本的一个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以改造这个社会。

第五，妇女解放的重心是劳动妇女的解放。李大钊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剖析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指出广大劳动妇女的解放应是妇女解放的重点。

李大钊认为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带有局限性，资产阶级的妇女们追求的是自己阶级内部的同等权力，她们只是要求改善生活。在李大钊看来，“女权运动和劳动运动纯是两事”，两者的关切和要求不同，因而资产阶级妇女的利害，不能说是妇女全体的利害，资产阶级妇女的权力伸张，不能说是全体妇女全体的解放。 [4]415因此，妇女运动的重心应转移到劳动妇女的解放上来，这无疑代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妇女运动的方向。

二、身体力行支持参与妇女解放运动

李大钊研究、探索妇女解放问题, 呼吁妇女解放，不仅体现在他的一系列文章里, 还表现在具体行动上，身体力行支持参与妇女运动，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很大贡献。

第一，积极促进家乡的妇女解放。李大钊从小就熟悉乡村妇女的生活状况，后来也一直关注家乡的发展。据李星华回忆，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注意了解农村妇女的状况，宣传反封建道德的道理，引导大家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庄里放足、不缠足的女孩逐渐多起来。 [5]在李大钊看来，妇女如果不读书、没有文化, 她们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也就永远摆脱不了。 [5]因此，他一直努力在家乡促成创办女学，1919年亲自为女学请教习。1920年李大钊和家乡人一起创办了大黑坨小学，招收男女学生，开创当地男女合校的先例。

第二，在学校开设、讲授有关妇女运动、妇女解放的课程。李大钊曾先后受聘为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女高师）等多所学校的教授。1921年二三月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讲授 “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李大钊在女高师兼课，讲授社会学 、女权运动史、伦理学等几门课程，为女高师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女高师是当时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学校。据当时就读于女高师的程俊英回忆，“李大钊，教我们三门课，头一年教《社会学》《女权运动史》，这是一九一九五四运动前。‘五四’以后教我们《伦理学》。《伦理学》是讲社会道德，反对忠孝节义的思想。在《女权运动史》课上，给我们讲世界女权运动情况；在《社会学》上讲马列主义”。 [2]855李大钊把讲堂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他的课深入浅出，同学们都爱听，他特别强调，学习知识是为了应用，学生要独自去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 [6]318程俊英回忆说，期末考试时，李大钊在黑板上写下的论文题目是“论妇女解放”。另一位女高师的学生罗静轩回忆：“李先生常给我们讲十月革命的故事，讲到苏联妇女的解放。他对我们的教育是：‘妇女不解放，是半革命，国家怎么能够强起来呢？’”[2]856

李大钊在讲授伦理学时建议同学们排演一出反封建婚姻的话剧，同学们便积极行动起来，将汉乐府《孔雀东南飞》改编为五幕话剧，自编自演，李大钊担任导演。公演时李大钊带领妻子和两个孩子来观看。李大钊说：“《孔雀东南飞》虽然是一出历史剧，但在现在演出，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表现了‘五四’时代知识界妇女要求摆脱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取婚姻自由强烈愿望，同时，还对一千多年来文坛上轻视艺人、轻视俗文学的旧传统作了顽强的反抗。我教你们伦理学，也不是纸上谈兵，是要身体力行的。”[6]318

第三，到妇女团体演讲，宣传、参与妇女解放运动。包括到女权运动同盟、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多次进行演讲。1923年2月4—5日，李大钊连续两天讲演女权运动问题，介绍了中国的女权运动团体女子参政同盟、女权运动同盟会，并提出了十点建议。《江声日刊》第423、424号刊登了题为《李大钊君讲演女权运动》的讲演内容。1925年3月8日，李大钊出席由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进会等发起的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京报》《晨报》等都做了报道，《申报》补充了李大钊演讲的内容，大意是：中国妇女“今后宜自动的永久的坚持的努力奋斗，加入国民革命运动，联合全国民众，除去种种障碍，造成一良好政府，并与全世界妇女互相呼应，以求得光明之路”。 [7]590大会开始时全场高唱《国际歌》，闭幕时唱国民革命歌。

第四，特别关注、批评社会上发生的歧视、迫害妇女的事件。1917年4月，广和楼剧场演出新剧《自由宝鉴》，影响很大，一些人纷纷评论。李大钊特意去观看，发表文章指出：“此种逆乎时代潮流之演剧，固足以代表目今中国社会之旧思想”，提出“速加改良，勿使流毒社会”。 [4]157针对长沙1919年发生的女学生由于包办婚姻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 李大钊发表短文控诉包办婚姻对女性的残害。李大钊还出席在女高师举行的因家庭逼迫退学忧愤而死的女学生李超的追悼会并发表演讲。

第五，考察苏联妇女地位的变化。1924年 6月，李大钊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1924年9月24日，他发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特别提到参观苏俄的儿童村。李大钊对工厂附设的婴儿室最感兴趣，李星华回忆道：“父亲认为，中国只有大批开设托儿所、保育院、幼儿园，才能把千千万万受压迫的妇女，从封建的家庭中解放出来。”[5]李大钊在莫斯科期间，在《中国工人》发表了一篇文章《上海的童工问题》，里面详细列举了上海各个工厂的童工使用情况和悲惨的生活状态，“丝厂中的工人，几全为女（童）工及青年女工”，工作条件极为恶劣，“吾侪深在苏俄，目睹工人儿童的幸福、娱乐、教育，不禁想起这一班沦于黑暗生活中的十七万多的幼年群众”。 [8]32、34

三、培养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以他的言行鼓舞教育了一代女性，培养了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女党员。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就是在李大钊的教育影响之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星华回忆文章中提到的红姐姐就是缪伯英。1919年底，缪伯英与十几个女同学组成了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1920年开始，在北京女高师读书的缪伯英来旁听北京大学的课程，包括李大钊讲授的《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和《女权运动史》等。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罗章龙、王复生等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 [2]729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不仅搜集、编译德、英、法、日等文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而且组织讨论、研究和讲演。罗章龙回忆，缪伯英经常和研究会的成员们在一起学习和讨论《新青年》等刊物上刊登的有关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还有《共产党宣言》 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9]136

缪伯英还参加了李大钊组织领导的北京共产党小组的一些活动，张国焘回忆说：当时这个小组只剩下四人，势单力薄，便先后邀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分子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吴汝明等九人及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江浩等两人加入进来。 [10]108缪伯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思考问题，她写的文章《家庭和女子》发表在《家庭研究》杂志1920年12月15日第3期上。这篇文章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它与妇女解放的关系，提出要破除当时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妇女要打破家庭牢笼，参加社会革命。在她看来，大凡一切制度，都是人类对于那时期所需要的一种产物，制度也没有千古不变的道理，因此应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道路上走！[11]

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当时最早的女党员。李维汉说：“缪伯英同志是我党早期的一个杰出的妇女工作者。”1925年初，李维汉受湘区委员会委托邀请廖伯英担任妇委书记。据他回忆，廖伯英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对党忠诚，对革命负责。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廖伯英灵活地运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善于联系群众，在组织和领导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等各种活动中工作出色，成绩显著。 [9]140

李大钊对于冲破封建牢笼的女青年特别称赞。郭隆真反对妇女包办婚姻，从家里逃了出来，参加了革命，15岁创办当地第一所女子学堂，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师读书，成为河北第一位中共党员。李大钊称赞她是有勇气的人。1920年10月，李大钊拟发展天津 “觉悟社”的成员刘清扬加入共产党，遗憾的是刘清扬没有同意。据刘清扬回忆，1920年李大钊通过张国焘给天津“觉悟社”写信，约刘清扬前去北京谈话。刘清扬到北京之后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说他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其中有张申府、张国焘等人，希望刘清扬成为一个妇女小组中的成员。但是刘清扬拒绝了，其后来说：“这是我终生的遗憾。”[2]827张申府也回忆过此事，据他说，刘清扬到北京之后，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刘清扬谈话，希望刘清扬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她当时却表示对党的组织还不太理解，没有同意。他们认为入党一事不能勉强，只能等将来刘清扬有了认识再说。 [2]828后来刘清扬于192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入党时间仅晚于缪伯英的女党员。1924年刘清扬与邓颖超等创办《妇女日报》，这份报纸成为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之一。

李大钊曾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们这一代比起你母亲她们来好多了，但是离开妇女的彻底解放还差得远呢！将来的女孩子，比你们今天的境遇一定还要好得多。” [5]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不断深入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的“四大绳索”论断就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探索的重要成果。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使中国妇女获得巨大的解放。一代又一代广大妇女在毛泽东“妇女能顶半边天”思想的鼓舞下建功立业，成绩斐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进一步推进妇女解放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习近平强调，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12]目前，中国现实妇女问题十分复杂，有的是历史的积淀，有的则是在近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社会上封建思想时有沉渣泛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男女平等的完全实现，有赖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尽管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种趋势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须经过我们长期不懈的奋斗和努力。

参考文献略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 5 期

康沛竹，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