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之“能”

从简化复杂社会现象的内在需求出发，技术治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提升对于客观事实掌握的真实性。理论上讲，治理主体对于客观事实的感知受到个体有限理性的限制，要么难以获得关于治理对象与情境的完备信息，进而难以掌握完全事实；要么可能错将局部事实当作全部事实，对特殊情况进行一般化推广。若以上述对于客观事实的偏差掌握为基础，将导致制度或政策供给与社会实际需求错位，令治理实践“无的放矢”。通过使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增加对于客观事实掌握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为治理实践提供依据，避免“盲人摸象”的情况出现。

第二，提升对于社会问题识别的及时性。社会问题与公众诉求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持续向政治系统输入，其中部分问题与诉求容易被忽略或难以被察觉。如果问题出现后不能及时发现、及时解决，以至于错过控制负面影响的“窗口期”，将导致问题过度积累与集中爆发，令治理难度和资源投入陡增。通过使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社会监测，可以提升及时发现问题、识别问题的概率。令治理主体既不忽略“青萍之末”，亦不错过“蛛丝马迹”。

第三，提升对于事物变化判断的前瞻性。事实上，全面、准确掌握客观事实包含着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在时间截面上掌握事物的真实状态，另一层是指在时间序列上掌握事物的真实变化。其中前者立足当下，后者则指向历史与未来。通过采集高频数据并应用机器学习技术，可以帮助描绘事物变化的历史轨迹，进而帮助研判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令治理主体掌握主动，为下好“先手棋”提供有力支撑。

总而言之，技术治理可以有效提升复杂社会的可知性，其在本质上是帮助治理主体解决“失明”的问题，或者可以理解为帮助治理主体“矫正视力”。但是，“复明”并不代表“赋能”，“耳聪目明”虽然是科学决策、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却并不构成其全部。原因在于，好的治理的实现还与另外两个重要因素紧密相关：1.正确理解治理目标；2.采取恰当治理措施。以全面、准确把握客观事实为基础，以正确理解治理目标为前提，清晰定位现状（客观事实）与目标的相对位置，并在制度、资源等诸多外部条件约束下采取有效且经济的措施，才是更好实现治理目标的科学路径。所以，必须清醒认识当前技术治理之局限性所在。

技术治理之“弗能”

从科学实现治理目标的角度出发，技术治理的局限性体现为技术不能完全解决旧的问题，以及因使用技术而可能衍生新的问题：

首先，凭直觉治理的情况并未彻底改善。在过去，治理实践是在治理主体主观理解治理目标+主观感知经验事实的条件下进行的。而在当前的技术治理范式中，治理主体虽然能够真实把握客观事实，“主观理解治理目标”这一点却没有改变。作为科学实现治理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正确理解治理目标”得不到保证，便难以清晰定位现状与目标的相对位置——这相当于仅掌握出发地的坐标却并不清楚目的地的方位。在这种情况下，治理实践在本质上仍然是以治理主体的直觉为主导。

其次，对于预测治理对象的动态变化作用有限。从微观层面看，可以将治理理解为反复性的、具体的干预行为。当具体干预行为反复作用于治理对象并产生影响，治理主体将有可能得到符合预期的反馈，同时也有可能导致治理对象发生质变，出现反馈与预期不符的情况，为下一步行动制造新的不确定性。这便形成一个悖论：如果通过应用技术对于事物的变化趋势做出研判，其准确性仅在不采取干预行为的前提下能够保证，一旦采取干预行为，研判结果便可能与事物发展轨迹出现偏差。因此，指望技术在治理实践中总是发挥准确预测的作用是不现实的，它反而更适合在复盘总结中体现价值。

再次，不能对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形成支配。通过使用技术而获得对于客观事实的真实呈现，其呈现形式对于治理主体而言是一种重要的治理工具。但是否使用、怎么使用这种治理工具，仍取决于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如意愿良好，它可能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者的辅助工具；如意愿不良，它也可能为胡乱作为提供正当性掩护。

最后，夸大技术治理的有限作用可能形成错误认知。无论刻意还是无意，忽略技术治理的局限性、在技术万能的幻象中开展治理活动，都将令治理主体遭遇“过犹不及”的挫折，难逃治理失灵的困境。即使“歪打正着”得到满意的结果，由此积累的经验与形成的因果判断——类似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措施会得到什么结果，也很有可能是错误的。一旦类似情境出现，彼时积累的错误经验将表现出长尾效应，为遵循错误经验的治理主体带来更深刻的教训。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讨论，技术治理既不应该也无力承载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部期待，为了弥补其能力之阙如，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以标准化治理对技术治理形成补充。所谓标准化，不仅包括将从实践经历中习得的默会知识与技能显性化，更重要的是将抽象的治理目标可操作化，通过确立规范与标的、提供量化指标与评估基准，进一步压缩直觉在治理实践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空间。标准化治理将帮助治理主体正确理解治理目标，进而实现对于现状与目标之相对位置的清晰定位，为当前的技术治理范式补齐短板。

2.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生态学自诞生以来，其基本理论与方法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这反映出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质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过渡的大规模工程措施对遏制生态退化的作用往往难达预期效果，有时甚至适得其反。而一些依靠自然本身的修复能力，辅以少量人工措施的做法，往往能取得更好效果。”国家治理也应受此启发，打破“治”与“被治”的二元结构，充分利用社会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适度施加外部干预，提升治理的效果和可持续性。

3.尝试扩展技术治理的范畴。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不仅限于对客观事实的描述，还可以为决策提供备选方案，或者仿真模拟具体治理行为的对应结果。通过让机器的运算进一步分担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提升政策供给的稳定性并降低治理成本。但是，此举应以排除算法偏见和数据安全风险为前提，这需要打开技术运用的“黑箱”，从基础设施层和代码层对技术进行严格“政审”。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对技术与标准的强调和重视并非主张技治主义“复辟”，将国家治理实践等同于纯粹的“技术活儿”，而是像强调制度建设一样，希望在对治理主体赋能的基础上，也对其自由裁量形成约束和引导，降低因治理主体能力不足或意愿不良所造成的危害。

作者简介：张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6月22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