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5月举行的第八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篇部分就对生态环境变化与文明兴替的关系做了系统阐述。[1]在他看来，其一，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文明兴衰实例充分表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着文明的兴衰演替；其二，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早已清楚地阐明，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必须在同自然的良性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反之，受到伤害或虐待的自然就会对人类进行报复，因为终究是“人靠自然界生活”；其三，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拥有丰富的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治理智慧。一方面，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易经》《老子》《孟子》《荀子》《齐民要术》等传统文化典籍，都强调了要正确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观念，另一方面，我国古代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认识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专门设立了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制定政策法令，即“虞衡制度”；其四，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时代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重要一环的基本理据，就是因为，我国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污染重、损失大、风险高的生态环境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并且独特的地理环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也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围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所开展的一系列开拓性工作、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进展，都同时具有生态兴与文明兴的双重意蕴。

因而，“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一个基础性重要论断[2]，集中体现了对生态环境条件对于人类社会文明生存延续与长远发展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当代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意义的深刻认识，同时是一种唯物辩证的自然生态观和哲理深邃的人类文明史观。

（一）

如果拘泥于较短时限或狭窄的空间范围，尤其是当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那么，我们更多看到的很可能是同一枚硬币的另外一面，即人类社会文明对自然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近年来广泛讨论的“人类世”或“人新世”概念就是这方面的最好例证[3]，强调当代人类社会活动所导致的对于整个自然界的包括生态系统在内的地质性改变。然而，从整个人类文明史演进的宏观视野来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事例众多”[4]。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文明是一个地域及其特定时代的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有机整体或总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分别聚焦于一个社会的特定构型的人与自然关系或人与人关系，来理解这个社会的文明性质和特征。比如，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既可以把自古至今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划分为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在内的不同文明发展阶段，其中所彰显的是人类社会关系自身的不断调整、变革与重建，也可以把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划分为包括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生态（文明/产业）社会等在内的不同文明发展阶段，其中所彰显的是人类社会中人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依存与变换方式的历时性改变。很显然，世界各国和种族民族的文明演进，并非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经历了上述各个阶段，而且，这两种划分方法之下的某对文明形态之间，其实存在着某些方面的关联甚或对应性，比如狩猎采集社会与原始社会。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生态文明就更多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变革视角下的理解或区分，尽管这当然意味着社会关系层面上的深刻与系统性改变。[5]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强调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6]。

单纯从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方式和生态联系方式来说，狩猎采集文明或原始社会，很可能是一种最合乎自然生态法则或规律性要求的文明。较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在经济总体规模、经济产品产业结构复杂性与技术工艺水平方面），几乎注定了它只能以更加依赖和顺从周围自然生态的初始性状态及其客观约束的方式，来组织社会生产与生活，其典型的文明生存状态是在大自然间四处游走、“逐水草而居”。而这也就决定了，这些初始文明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与当地自然生态特质的内在一致和对整体自然生态多样性的高度契合，而且同时体现在一个文明的经济社会层面和文化价值观念层面（比如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高度本土化的自然图腾或宗教崇拜）。

然而，狩猎采集文明的明显缺陷，或者说它之所以被称为原始文明，除了其中人类社会关系层面上的过于扁平化或“未分化状态”——基本上是围绕比较简单的狩猎与采集活动和界限依然不够清晰的家庭（族群）活动而建立起来，还直接体现为这种物质变换方式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经济架构对于外部自然力量的严重依从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文明本身的极其脆弱性或不确定性。可以说，如果没有历代考古学界的持续性努力及其成果发现，我们恐怕很难有机会欣赏到那些往往是昙花一现的远古人类文明的“芳容”，甚或确信它们的存在。比如，我国夏商周之前的“三皇五帝”时期以及更早以前的古代文明。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重视，绝不意味着主张回返狩猎采集文明，或者对它做任何意义上的浪漫化阐释。

农业文明或封建社会的文明变革意义，同时体现在它以农业为绝对主导的新型的人与自然界物质变换方式和城乡集聚的社会存在方式。后者的出现，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类社会应对外部自然界力量的严酷性（比如先天不利的生态环境地理条件与自然资源匮乏）与不稳定性（比如自然气候与气象的异常性改变）的能力，而且大大丰富了人类社会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生产传承，尤其是较为稳固的以家庭和宗族关系为基础的农村社会、时常出现的较大规模和繁华喧闹的城市、逐渐成型与成熟的国家政府制度等。而就前者而言，农业作为一种新型的人类社会经济（产业）形态和劳动方式，一方面实质性地提高了人与自然界物质变换中的人类主体性和自主性，比如所有权相对稳定且品质整体上得到较好保持的耕地、种类长期保持稳定的人工培育农作物品种、基于当地自然生态条件形成并得到代际传承的耕作技术与产品加工技艺等，从而可以做到更有力地与更可持续地支撑较大规模的和较具连续性的人类社会文明。另一方面，至少相比于后来的工业化生产与经济来说，农业经济维持和发展的一个前提性条件，是对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禀赋的充分认知、顺应与尊重，即所谓的“因地制宜、适时耕作”，而农业生产与消费本身所秉持的首要原则，是“取之有时、取之有度”，而且更接近于一个“从大自然中来、到大自然中去”的循环往复过程——尤其是就它的生产要素投入和消费残余排放而言。正因为如此，有理由认为，建立在农业生产与经济基础上的古代农业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其实是一种合生态性程度很高的古代文明，甚至可以泛称为生态文明[7]。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8]。

当然，农业文明或封建社会也有着不利于甚至反生态的一面，尤其是对农业主导地位的过度推崇或偏重所导致的对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中某些元素的漠视或伤害，久而久之会动摇甚至毁坏作为农业社会或文明根基的自然生态基础，而这正是包括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等在内的许多古代地域性文明走向衰败乃至最后消失的根本性原因。对此，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4月26日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2018年5月18日在第八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2019年9月18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等场合所做的系列重要讲话中，从中华文明史演进的视角做了深刻的阐述。他着重强调的是，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而地处上游、曾经一度灿烂辉煌的古楼兰文明，其实是离不开当时林木繁盛、水草丰美的周围生态环境的，但长期性过度发展的农牧业、林木砍伐、人口超载等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河湖萎缩干涸、草原退化沙化，却使得它不断衰微没落，直至最后被无际流沙埋没；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河西走廊和黄土高原也曾经是水草丰茂、物产富足，而历朝各代的持续性毁林开荒、乱砍滥伐，则使得这一广大区域逐渐走向湖泊减少、河流干涸、沙化加剧，结果是经济逐渐衰落；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渐趋贫瘠恶化，不仅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我国经济中心自唐代中叶以后的向东、向南转移，而且成为我国整体性生态安全的重大薄弱环节。[9]不仅如此，他甚至还严肃指出，“我们也要清醒看到，黄河一直体弱多病，水患频繁，当前黄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我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治好‘长江病’，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10]。

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两大支柱”的现代工业文明，不仅带来了人与自然界物质变换能力和经济规模的前所未有的扩大，从而使得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量涌现和普通民众的舒适甚或奢华消费成为可能，其中现代科学技术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加速器或“魔术师”的角色，而且导致了往往是伴随着传统乡村以及相关产业渐趋没落的工商业城市及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崛起与不断扩展，直至最终占据整个现代社会或文明的垄断性地位。而同样需要明确的是，这种物质性生产力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剧变的一个历史性后果，同时也是使这种剧变真正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推动性和保障性力量，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逐渐确立——其核心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以多党竞争为主要特征的民主政治体制。因而，正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少在欧美国家范围内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不可分割的两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宰制之下的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国际秩序掌控之下的工业文明向全世界扩展，不仅不可能是一个社会公平公正与国际平等团结的过程和结果，而且必然要以各种形式的不平等、非正义和牺牲剥夺作为必需性前提，而这样一种社会内在性矛盾终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存续基础的衰败坍塌，并被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

完全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实已经包含着明确的生态维度，而当代世界各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社会主义者为揭示阐发这一科学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概括地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本性注定了它会像贬损社会公正与平等一样歧视生态可持续性，因而社会的非理性和生态的非理性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相应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一样，都是其现实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甚至不可或缺的现象与环节。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第二重基本矛盾”的看法[11]。

由此可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美欧老路”[12]，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上的意涵：一是人类对于现代化建设认识和实践的时代局限性问题，二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内在缺陷问题。前者所指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理应主动吸收借鉴欧美工业化国家在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上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尤其不能重复它们已经犯过的经济技术领域和公共管理政策上的诸多错误。而后者所指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意味着我们既不可以长期忽视现代化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所带来的或变得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不能简单采用“生态资本主义”甚或“生态帝国主义”的方式——比如污染物与产业的地域间或国际转移——来应对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强调指出，“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和空前伟大的”，“我国的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13]。

而至少同等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来思考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绝不能离开一种全球性的视野和立场。必须承认，经历了始于少数欧美国家的数个世纪之久的现代工业与城市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对地球生态环境的无处不在的不利影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包括城乡环境污染、江河湖湾水域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水土流失与荒漠化、近岸海洋污染与海洋生态功能退化等在内的冗长生态环境难题清单中，已经产生最广泛社会影响的是全球气候变暖及其应对议题。尽管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准确幅度和具体发生机制，尚存在科学意义上的争论或歧见，对于人类社会可以和能够做出的抑制性举措以及责任分担，也存在着更多是缘于各自利益考量的不同态度或立场，但相当肯定的是，欧美社会所主导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全球性蔓延，已经成为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的重大影响性力量，而且往往是在负面的意义上。

因而，当代人类社会最需要关心或讨论的，并不是经历了数千年社会（经济/科技）文明发展史、数个世纪工业（城市）文明发展史之后所达到的关于自然生态伦理认知或践行（德性）的文明高度，而是必须要面对一个“不愿面对的真相”[14]：即人类文明似乎正在触及它所一直追求的“自然的人化”的极限或反面，也就是“地球的边界”[15]。换言之，当人类社会越来越接近于一种看似处在自身掌控之中的地球文明的同时，却在遭到地球所不断发出的关乎人类文明未来的最严厉警告，即生存还是毁灭。

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承认任何脱离社会结构及其动力机制分析或低估人类社会继续进步可能性的天然界限，但地球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其未来展望所必然会带来的“天花板效应”，却已成为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约束性前提。我们必须意识到，一方面，无论是“新三步走”阶段性目标、“两个百年”长远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宏大目标的制定实施，还是“五位一体”总体部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运筹帷幄，都需要自觉顺应和立足于这种“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文明史观，认清大势、顺势而为，方可行稳至远、功成业就。另一方面，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所致力于的已不再简单是克服传统现代化过程中几乎必然会带来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政治与生态可持续性考量的一种中国式时代融合，所着眼的已不再仅仅是实现中华文明自身的世纪复兴与重新崛起问题，而是如何对世界各国和人类文明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成为一种基于我们对整个人类文明未来和地球健康负责的新认知、新责任意识和新贡献的现实努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明确指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在这方面，中国责无旁贷，将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16]。

（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重要论断，其实质是阐明了一种充分承认和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文明生存延续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生态文明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社会基本矛盾思想、社会发展客观历史规律思想等的继承与发展。而社会主义当代中国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信奉和坚持这种生态文明史观的基本要求或体现，就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它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大计、千年（秋）大计、根本大计。

对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在第八篇章的开头部分就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17]。随后，它基于我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着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强调必须从树立新的生态文明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和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两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从而逐步实现建设美丽中国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则在第九篇章的结尾部分强调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18]。随后，它呼吁全党全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从而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可以说是对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做论述的呼应与进一步阐发。此外，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在第八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开篇即强调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19]，而2019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在第十部分开头再次重申，“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0]。

可以清楚看出，尽管在措辞上略有差异，但这些阐述的主旨是非常明确的，即高度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重大战略，对于当代中国人民生活福祉和未来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21]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及其实现，当然是着眼于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千秋考量。因为，以生态环境牺牲为代价所实现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就长期而言是得不偿失的，依此为基础也是无法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欧美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22]。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推进及其动力，又是为了满足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优美生态环境和生态公共产品的迅速增长的需要。因为，如果连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公共产品需求都难以保障，任何形式的理想社会说辞都将是空洞无力的，而且还会引发更多更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23]。

而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文明史观来看，当代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文明革新意义，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理解。

一是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整个社会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扬长补短”警示意义。简单地说，生态衰，则需要补短板、强筋骨；生态兴，则可以扬长项、谋发展。具体而言，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背景和语境下，从国家到地方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实施，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或“绿色家底”。如果某一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条件不足以支撑某种类型产业的经济活动和某些商品消费或生活方式，就必须要自觉地采取适当措施加以限制或节制，而对于那些自然资源蕴藏量丰富但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地域尤其要慎之又慎，并且要做好任何形式的经济开发加工过程中及其以后的受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工作。总之，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保持之间的关系，要从原来的前者主导逐渐调整到以后者为前提，当“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品质甚至存亡发生矛盾时，必须做到果断地放弃“金山银山”。

一般来说，较大面积或区域的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是一个必须非常慎重对待的问题，因为我们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科学改变自然界包括生态环境的能力，迄今为止依然是相对有限的。但就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内容而言，其中又确实包含着整治与修复那些遭到人为破坏的或先天不利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的意涵。对此，需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生态文明建设上的“补短板”，更多是指自觉与主动地限制人类社会活动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以及尽可能地消除那些已经发生的消极性影响，而不是根本性改变某一较大地域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形态、性质或功能——比如毁林开荒、围湖（海）造地、拦河修坝、削山建城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三十多年持续快速发展中，我国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但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却在减弱，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还在恶化。这就要求我们尽快补上生态文明建设这块短板，切实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则、目标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贯彻落实到各级各类规划和各项工作中”[24]。

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人类社会文明革新意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起因或发动，无疑是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各种生态环境难题，但实践已经反复表明，单纯的末端结果治理或技术工艺处理，虽然可以暂时性改善点源或局部意义上的生态环境表征，却无法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解决问题本身。因而，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不同于原初意义上的广泛环境保护政策或生态环境治理，同时基于现代国家公共管理政策层面和执政党治国理政理念或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理据。就前者来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所系统阐述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其实同时包含着战略进路与目标追求的双重意涵。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一个如何通过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而得以顺利推进的问题，还是一个如何通过创建作为系统整体的符合生态文明理念原则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形态而实现文明阶段性革新的问题。就后者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所系统阐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下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所整体呈现的其实是一种“红绿交融”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或新政治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政治宗旨与生态可持续性考量的时代结合。所以，虽然我们依然可以在广泛的环境保护政策或生态环境治理的意义上来使用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概念，但后者作为一个新的理论话语与政策体系，显然有着更为宽阔的政策涵盖范围和更为深厚的政治意识形态支撑。可以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不仅内在地要求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治理等层面的深刻变革或重构，而且必然会指向一个反（非）现实资本主义的、生态化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也正因为如此，可以说，我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同时意味着对已经占据人类社会文明霸权地位数世纪之久的欧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实质性否定与超越，也意味着对一种全新的、基于生态可持续性与社会主义理念相结合的社会生态文明的自觉趋近。[25]

需要强调的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生态文明不同于以往人类社会文明的首要特征，是人类社会必须以生态学的思维和知识主动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主动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必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础性文明感知与自觉，而这显然是人类社会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最为重大的方向性转折。至于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能否最终成为像封建社会农业文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那样的相对稳定的天然组合，还需要更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来检验。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一是资本主义无法实现与生态文明的有效或合法联姻，对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或生态社会主义者已经做了令人信服的批判性分析；二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已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及其所领导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明确而坚定选择。比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分别强调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和“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26]，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已经明确写入党的十八大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27]。

三是生态文明建设对于现代社会文明的长期性转型意义。无论人类现代社会文明变得规模如何庞大、结构如何复杂，其支柱性的方面仍然是两个，即工业化生产与城市化生存，而无处不在的科学技术日益扮演着一种“第一生产力”甚或文化意识形态的角色，以及它们的依然是主导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正如前文所分析指出的，如果说工业化生产相对于先前的人类社会文明极大地解决了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相对匮乏或供给不稳定性问题——至少提供了这样一种现实可能性，那么，建立在日益复杂基础设施系统之上的城市化生存，则大大提高了人类社会文明的抵御自然环境灾害侵袭或其他不确定风险而发展延续的能力。就此而言，人类现代社会文明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正在享受着逐步迈入这一人类社会文明大道所带来的国家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福祉。也正因为如此，党和政府始终把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核心性内容。但同样日渐明晰的是，迄今为止的现代工业（城市）文明存在着两个内在的致命缺陷，一是同时在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层面上的生态环境不友好或反生态特征，二是它们的依然是主导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也就是说，现代工业（城市）文明的弊端或挑战，同时来自现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和人与人关系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显然是相互关联的。应该说，即便是在欧盟和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核心区域，人们对于上述两个方面缺陷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也在逐步得到强化，意识到必须尽快做出一种社会整体或文明转型意义上的深刻改变。尤其是2008年前后的世界经济与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欧美国家的主流政党与政治以及相关国际组织，也开始接纳绿色增长、绿色经济、“绿色新政”等概念和政策，强调逐步推进对现存经济结构、资源能源结构和技术结构的生态化转型，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绿色左翼”社会运动与政党纷纷提出了包括“社会生态转型”“超越发展”“激进民主”等在内的绿色变革理论与政策主张[28]，强调各种形式的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举措也许可以暂时性改善区域或局部的生态环境质量，但却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本身，更不会采取一种社会公正或生态公正的方式。因而，尽管不同学术流派与政治力量在理念、思路与战略选择上依然存在的诸多差异，现代工业（城市）文明的绿色转型已经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

毫无疑问，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一个十分不同的社会背景和语境下得以展开的。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道路的逐步确立和巩固，使得我们可以在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的框架下，来统筹考虑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和生态环境问题应对，因而二者之间不再存在内在性的矛盾。但也必须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最终成功，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成功，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现代工业（城市）文明所面临的上述两个难题的科学应对或制度性克服。这是因为，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一个需要不断自我完善的长期性过程。换言之，我国的现代工业（城市）文明发展与当代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彻底“脱钩”并实现一种质的飞跃，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包括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逐步完善，而这显然是一个长期性的、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远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仅如此，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指出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长段话连续使用了五个“更加自觉”，而其中第一个就是“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29]。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对于现代工业（城市）文明弊端包括生态环境治理缺陷的制度性驱除和对于它的一种全新发展可能性的制度性保障或促进，并不会自然而然发挥出来，也不太可能立即就呈现为一种理想状态。

其二，现代工业化生产与城市化生存的生态重构也将是一个缓慢调整趋近的长期性过程。无数事实表明，无论是对现存主导性生产生活方式的制度性废弃，还是对绿色替代性生产生活方式的制度性接纳，都是一个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性变革工程。举例来说，垃圾分拣制度看似只是一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微小改变，但却“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理念层面上说，垃圾分拣有利于在实质性减少垃圾总量的同时通过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从而最终改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当然是应该高度肯定并大力推广的，但在政策层面上，这一改革不但涉及到垃圾分拣前后相关的搜集整理、集中运输和加工处置等众多部门的利益需求，还会涉及到其中各个环节尤其是终端处置环节的技术研发与选择问题（比如焚烧还是填埋），而在消费者层面上，这一改革既需要普通民众作为守法居民的主动配合，也必须考虑如何不断提高消费者的环境（生态）公民自觉。当然，也正因为如此，传统哲学与政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视域下被相对忽视的家庭生活和个体消费领域，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与文明生态化变革讨论中的一个前沿性理论议题。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性问题就在于，对于现代工业化生产与城市化生存的绿化目标来说，究竟是需要先创建新的制度还是先培育生态新人，或者说二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辩证互动过程[30]，而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制度选择或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

因而可以说，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或窗口，它所开启或致力于的，是对现代工业（城市）文明所面临的上述两个难题的渐进性、但却是根本性的解决。而这也就决定了，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只能是一种长远性目标，也只能是一个长期性过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关于河北塞罕坝、山西右玉、内蒙古库布其和甘肃八步沙等西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典型的系列批示、指示和讲话，做了十分深刻的阐述。[31]比如，2012年9月28日，他在中共山西省委的报告上批示指出，“右玉精神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2015年1月12日，他在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强调，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境界，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2017年12月18日，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从塞罕坝林场、右玉沙地造林、延安退耕还林、阿克苏荒漠绿化这些案例来看，只要朝着正确方向，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生态环境是可以修复的”。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明确指出，“推动经济带发展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做好顶层设计，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张蓝图干到底，以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抓成效，积小胜为大胜”；《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更明确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非一日之功。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32]。

（三）

经过新中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的持续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政府不仅逐渐形成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确立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新型生态文明史观，而且制定实施了一整套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制度政策体系与战略举措，也就是找到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或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概括地说，党和政府基于新型生态文明史观的、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选择与道路抉择，是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如下三个方面或层面规律的不断认识与把握。

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认识的重要成果。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最高理论指南与实践遵循，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立场和方法论。[33]这意味着，我们不仅承认人类社会与所处自然界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尤其是自然界相对于人类社会（文明）的本体地位或环境制约作用和人类作为社会主体对于自然界事物的能动认知与实践改变能力，而且强调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诸多本质性异化表现，以及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全面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和解的必要性。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现实中人与自然关系上就不会存在任何问题。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对立面的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与认识论，其实要比我们想象得强大与顽固得多。其深层原因在于，近代科学技术总体上是建立在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人类可以凭借工具理性与认知逐步掌控所处的自然世界，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与我们在经验世界中的观察感知相吻合。因而，即便是当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相对论等被证明是科学知识之后，也并未真正撼动这种机械自然观和认识论的霸权地位，直至当代生态学的逐渐兴起与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先进的理论认识与相应的实践改进之间的差距或落差，不仅是一直都会存在，而且总会采取一种社会的形式。换言之，无数事实证明，理论认识上所完成的变革和现实实践中跃迁的发生并不是一回事。这其中除了社会主体的知行合一态度与立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某一个社会所拥有的特定制度与环境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一个社会的主体或大多数切实认识或感知到生态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性，那么，生态环境友好的自然观或行为是难以落地生根或长期立足的。因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和语境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体现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客观规律的不断深入的认识，也是一种社会主流共识层面上的自然观与认识论的深刻变革。也就是说，只有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如下阐述才更能引起全社会的认同与共鸣，“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是规律，谁也无法抗拒”[34]。

二是对发展中大国进行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重要成果。必须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既是一个逐渐认识与把握首先由欧美发达国家所开启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及其规律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认识与把握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及其特点的过程。而在上述两个方面，我们都有一个从知之不多到认识逐渐成熟、日益全面的提升过程。就前者而言，主要体现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欧美国家现代发展，不仅具有明确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或“社会与自然关系”形式，还有着与之密切联系的“人与自然关系”形式，尤其是借助日益复杂精致的科学技术所实现的对大自然的掠夺式开发甚或征服。这在今天看来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不少人过于简单化地认为，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替代，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生态环境问题；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又有许多人片面地认为，欧美国家生态环境的局部性暂时性改善所表明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社会制度本身无关。只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们才正确认识到，要实现永续发展，就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而建设现代化国家，走欧美老路是走不通的。就后者来说，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其特殊性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它既是一个迄今为止尚未发生过的现象，也必将有着自身的特定机理与进路，尤其表现在我们很难照搬欧美工业化国家中所形成的现成模式和路径。但长期以来，我们较多强调的是，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应像西方国家那样是资源耗费性和生态环境污染性的，因为那样的话，再有几个地球的自然资源也不够我们中国人消耗，生态环境也肯定会变得不堪重负而崩溃。然而，事实上还存在另一个方面，即我国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已经不可能再采取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方式，即国内层面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国际层面上的殖民主义掠夺。这其中同时包括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占有（使用）和生态环境空间的剥夺性使用（占有）。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明确强调，“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35]。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全面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正确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初心”，是毋庸置疑、天地可鉴的。但是，如何与时俱进地科学、民主与全面地领导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无疑经历了一个艰辛探索而不断成长与成熟的过程。这其中既包括改革开放之后彻底实现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将国家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置于全党工作的重心，也包括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逐渐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正是基于这种规律性认识，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其中，而党的十八大报告则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地位，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议事日程中的优先性事项。对于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目标与方略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表明了我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36]。

至于我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准确意涵的科学概括，目前还为时尚早。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毕竟还时间较为短暂，其中的很多制度构建或创新仍处于试验性探索阶段，有的作为制度机制尚未完全定型，有的则很可能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改革。但大致说来，如下三种说法或概括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与推进这一道路的基点或参考。

一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五位一体”概括。也就是说，通过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其他“四大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通过逐渐塑造一个包括生态文明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治理等在内的有机整体，我们可以逐渐走向一个生态文明的道路与未来。可以说，这种概括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学界的最广泛性共识，国内目前得到较大程度认可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体系大都采用或基于这一理解。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八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五大体系”的论述，即对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安全体系的强调[37]，也大致属于这种认知与思路。

二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三生”概括。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总书记2002年11月8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自此，“三生”的概括就成为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与主要内容的一个权威性说法，并被连续纳入到后来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之中：“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38]。这一概括的最大特点是，它站在一种文明发展与革新的高度把人类社会内在包含的生产、生活与生态三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强调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地位。

三是2015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所提出的“新五化”概括。该《意见》在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新四化”即“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之外，增加了“绿色化”，从而扩展成为“新五化”。《意见》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目标，明确把“绿色化”分解为生产方式绿色化和生活方式绿色化，并要求贯穿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之中：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落后生产方式，使绿色生产成为未来经济的增长点；改善居民消费结构和生活方式，推广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随后提出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相比，“绿色化”以及“新五化”更加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发展战略或路径意蕴。这也就是为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虽然并未再使用“绿色化”这一概念，但却详尽阐述了推进绿色发展的系统性战略意涵，即“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39]。当然，同样重要的是，“绿色化”对于其他“新四化”的统摄与引领意义。如果没有绿色新发展理念和“绿色化”路径贯穿其中，其他“新四化”的革新意涵是很难真正得到体现或保证的。

总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既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肩负的重大历史责任，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拥有的重大历史机遇。生态兴则文明兴，只要我们顺势而为、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就一定会跨越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上的各种关口与坡坎，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凤凰涅槃”式伟大飞跃或新生。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第4~6页。

[2] 李干杰：“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动员全社会力量建设美丽中国”，《中国人大》2018年第15期，第45~50页；“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时事报告》2018年第4期，第39~53页。

[3] 姚人杰（编译）：“人类世：我们是否进入了地球历史的新纪元？”《世界科学》2019年第9期，第4~9页；潘云唐：“地质年代术语商榷”，《中国科技术语》2011年第1期，第42~44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版社2017年版，第6页。

[5] 郇庆治：“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十大基础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第16~26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版社2017年版，第6页。

[7] 潘岳：“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生态文明”，《人民论坛》2009年第1期，第10~11页；乔清举：《儒家生态思想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版社2017年版，第11页、第6页。

[9]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第5页。

[10] 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20期，第7页；“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7期，第7页。

[11]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257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版社2017年版，第3~4页、第8页。

[14] 阿尔•戈尔：《不愿面对的真相》，自然之友志愿者译、王立礼译校，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

[15] John Rockström, et al.,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Nature, 461(2009), pp. 472-475.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版社2017年版，第131页。

[17]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1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

[19]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第4页。

[20]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5日。

[21] 郇庆治：“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的‘大政治’”，《北京日报》2018年7月16日。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版社2017年版，第4页、第5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25] 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向度”，《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第11~17页。

[26]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

[27]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28] 乌尔里希•布兰德、马尔库斯•威森：《资本主义自然的限度：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理论阐释及其超越》，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19年版；米里亚姆•兰、杜尼娅•莫克拉尼（主编）：《超越发展：拉丁美洲的替代性视角》，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18年版。

[2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16页。

[30] 郇庆治、李宏伟、林震：《生态文明建设十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7~114页。

[3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党的领导视角下的‘右玉精神’：内涵与启示”，《前进》2019年第5期，第9~13页。

[32] 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7期，第9页。

[33] 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求是》2019年第22期，第~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版社2017年版，第5页、第3页。

[37]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第14页。

[3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

[3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51页。

作者简介：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