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理论双月座谈会”嘉宾

陈  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韩  震：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侯且岸：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马  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辛  鸣：中央党校教授

程美东：北京大学教授

陶文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提出我们的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是对过去数百年西学东渐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理性审视，体现了制度、理论、道路自信中蕴含的文化自信

理论周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论述，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我们的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那么，提出这个命题有何现实背景？

韩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西方发达国家借鉴了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就有人认为我们的成功是完全源于学习西方的结果。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根源。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而且这种文化传统一直成功地延续下来。由于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进程，1840年以后中国衰落了。但与几千年的文明史相比，这只是短暂的“历史瞬间”。中国在历史上每一次变动中都能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次中国的重新崛起以及即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恒久的文化根基。习近平同志正是从这种大历史观看问题，让中国人民重塑文化自信心。

   陈晋：这个论断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即任何国家的制度建设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不能去搬“飞来峰”。中国当今实行的制度，是由我国人民在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基础上，经过长期奋斗和探索做出的选择，不是哪个人、哪个政党简单凭主观愿望来决定的。

   理论周刊：从历史上看，这个命题的提出，是不是在理性地审视我们过去数百年西学东渐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程美东：任何现实的制度和实践都植根于具体的文化，对于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来说这个命题应该是常识。但为何在近代以来大家却特别重视讨论这种常识性的命题呢？从根本上说，近代以来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而形成的自我超越性的冲动使得我们很容易突破常识的规矩，很容易跟西方亦步亦趋，从而使我们不时地在现代化道路上走些弯路。所以，在当今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我们所取得的突飞猛进的成绩之时，主动地提出这个命题，就是对于我们过去数百年西学东渐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理性审视。

   第一，对于西方文化价值中心论的反思。近代世界的文明发展进程毫无疑问是在欧美文化主导下进行的。西方文化对于近代中国、世界的发展影响巨大，西方中心论一度颇为不少人欣赏。但是，这种西方中心论不独与文化发展多样性的要求、民族发展差异性等不一致，也与各国、各地区现实发展的图景不一致。因此，人们对最初的主要由于物质文明的因素而形成的西方中心论，开始了理性反思：西方价值是否具有超越时空的实用性？如果它具有普世性，何以理解西方国家自身发展历程中的曲折坎坷？何以理解广大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国家过程中的诸多不如意和其自身文化历史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问题？

   第二，对于拉美、非洲、亚洲一些国家发展模式的反思。拉美国家于19世纪初即开始了民族独立的现代化历程，非洲国家普遍于二战后开始了民族独立的现代化历程，它们普遍是西方制度的摹本，但是直至今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远远没有达到其预定的目标，更无法达到其所期望的同样的制度、措施在西方国家实施的效果。这充分说明，没有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制度措施，无法取得合适的效果。

第三，近代中国史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给我们的启示。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得人们越来越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它充分地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效率问题，所以它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性选择，而其内在的逻辑就是要尊重中国的国情、尊重中国的文化。

■中华文化是土壤，是养分，滋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和发展。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乃是基于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本身就包含了文化传统的规定性，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也指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理论周刊：习近平同志提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过去讲得比较多的是国情和历史，人们也易于理解和接受。我们该如何理解“独特的文化传统”呢？

辛鸣：中国社会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不仅在本质上与现代西方社会的制度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实施运行方面也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一制度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吗？不是。是“拿来主义”从别人那里照抄照搬过来的吗？更不是。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探索积累起来的，是在五千年中华文化沃土中孕育出来的。我们过去对制度的实践基础强调得比较多，对制度的文化支撑关注不够。其实制度绝不仅仅是一系列外在的强制性行为规范，还是内在的文化思维价值认同，这种文化不可能是外来的强加移植，必须是数千年润物细无声的内在演化与积淀。

   在中华文化的思维中，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像同心圆一圈圈向外扩展，“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个体不是在与国家社会的张力中凸显自我，而是在融入家国天下中找到存在的意义，这样的文化精神就很自然地成为价值观上的集体主义，所有制层面上的公有制，分配方式上的共同富裕等等社会主义属性所亲和适宜的文化土壤。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接受社会主义的历史路径中看得很清楚：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心理被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剥削事实所放大之后，自然会对私有制有天然的不感冒，而对公有制产生希望，对共同富裕更有种本能的亲近感。

当然，我们做这样的分析并不是说中华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说当通过政治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把社会主义的种子播种下去之后，中华文化的沃土可以、也确实让它们茁壮成长了，并且成长为站在巨人肩上的全新创造，孕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中华文化是土壤，是养分，滋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和发展。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乃是基于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本身就包含了文化传统的规定性，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也指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就我们的制度而言，在理想愿景、价值取向、治理方式等方面，与中华文化有许多共通默契之处

理论周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有哪些传统文化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即有哪些内在契合性？

陶文昭：就现代中国而言，文化与制度有矛盾，也有内在契合性和一致性，如在理想愿景（大同理想、共同富裕）、价值取向（民本、和合、仁者爱人等思想）、治理方式（一统思想、礼治德治贤治）等方面，就有许多共通默契之处。中国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关联，不只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不只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在中国制度之中，从深层次到浅层次、从宏观到微观、从政治到文化、从内政到外交，都蕴含着历史文化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个最重要的理念，如思想基础、基本立场和奋斗目标等都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无疑是影响制度选择和制度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中国历史文化的惯性尤为巨大，对制度走向影响也更大。比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历经千年演变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韩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是建立在中国历史传统之中的社会制度，因此也必定带有中国文化的根源。

   首先，“以民为本”的传统在我们的制度中仍然起作用。中国历史上就有“民为贵”的理念，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制度设计上特别关注人民群众的参与，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特别强调民生，不仅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而且处处贯彻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

   其次，“天下为公”的传统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基因的延续。所以，我们的制度强调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再次，“以德治国、德主刑辅”传统对我们的制度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我们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走向法治中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道德的功能。德与法在现实中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最后，很多具体制度的设计也有历史传统在起作用。譬如，古代郡县制在地方治理方面的影响，以及御史监察制度、中央对地方的巡视制度，等等。

陈晋：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套事关自身建设和发展的文化价值观念，并把它融入到了相应的制度设计当中。我们今天热议的协商民主制度，如果要找渊源，就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关于怎样处理执政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从传统中发掘得最突出的思想资源是“舟水关系”和“鱼水关系”，毛泽东把它发展为“群众路线”，而当今我们的许多议事办事制度，无不强调和体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是“可亲的”，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事实上就是从传统的道德情感角度来要求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同时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传承和弘扬了让老百姓有情感认同的文化价值观，这就是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这个角度讲，制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制度建设必须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求上面。

■我们的制度既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又要与时俱进。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是一种非约束性制度，当制度成熟并为全民认同时，它本身就已构成了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成为中华文化的崭新内涵

理论周刊：在社会制度选择时，中华文化的作用体现在哪里？

李德顺：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土壤和根基，吸收了近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土壤和根基决定了我们制度的中国特色。全面深化改革是要发扬其优势，改造其不足，这本身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基因的发扬光大。

   侯且岸：制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但是从近代直到今天，有一对文化范畴总在困扰国人，这就是新与旧（在它背后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先生率先做出理性的判断：“新旧并存同进”。他力主调和，树“有容之德”，既要“容人并存”，更要“自信独守”。他为少年中国学会立下宗旨：尽管大家政见不同，但都努力向光明的方向走。在制度创建上，他发明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民彝”概念，以“彝”释权利，取代西方“民主”，证明理性的制度转化同样需要以文化和谐为其重要支撑。

   理论周刊：习近平同志强调“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那我们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才能促使我们的制度更趋合理和完善？

   陶文昭：制度建设要分清历史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要看到，中国历史文化是多元的和复杂的。所谓多元的，即除了儒学的主导地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学说。它们之间既是共存的，也是内在矛盾的。所谓复杂的，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既有正能量的东西，也有不少负能量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农耕社会、封建专制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受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局限，有积极因素，也有不少消极因素。比如：官本位、特权思想、重农抑商、不患寡而患不均、忽视个人权利、推崇人治，等等。因此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有立场和分析，才能决定吸取什么、提倡什么、弘扬什么、发展什么。

我们的制度既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是一种非约束性制度，当制度成熟并为全民认同时，它本身就已构成了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成为中华文化的崭新内涵。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我们的制度建设，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植根于中华文化，并不是要固守历史文化，而是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的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下，要有“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勇气，敢于突破，敢于创新。

■海纳百川、和而不同、与时俱进，既是中华文化的品格，又同时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放性

理论周刊：在坚持和完善我们制度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这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在我国历史上，中华文明对外来先进文化持何种态度？从中可以得到哪些现实启示意义？

韩震：中国有自己的文化根基，但对外来文化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例如，佛教的传入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的思想，中国的许多乐器、曲目都有其他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辉煌就是与中国的开放胸襟有关，凡文化开放的阶段都是盛世，凡闭关自守的阶段都必然走向衰败。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我们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我们也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马勇：中华文明对待外来文明的基本态度，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以一事不知以为耻”。中华文明从来不会以种族、族群、政党、国家的原因排斥外来文明。中原文明吸纳周边诸夷文明重构了一个相对一致的域内文明，即中华文明的历史。即便面对来自域外的印度佛教文明，中华文明也没有将其拒之门外，不予问津。经过长达八百年的冲突、相互吸纳，到了唐宋之际，中华文明不经意间重建了一个全新的体系。从明代中晚期开始，中华文明遇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已经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相信再有一两百年的时间，中华文明会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接纳、吸收，本土化、中国化。

   理论周刊：从本质上看，文化具有创新和递进特点。文化在变，制度也在变。那么，在外来文明冲击下，我们应如何看待制度的本土化与开放性之间的关系？

   马勇：中华文明接纳印度佛教的历史非常值得重新研究，今天的中国制度文明，一方面要重回本土，寻找中国制度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放开历史的大视野，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吸纳一切外来的养分。在这一点上，我们党历来都有鲜明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同志主张“吸收和借鉴世界上的一切文明成果”，习近平同志也强调“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

辛鸣：海纳百川、和而不同、与时俱进，既是中华文化的品格，又同时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而愈加完善，也不仅体现在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践的高歌猛进而愈加充实，更体现在对思想文化与时俱进和海纳百川的汲取上。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把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实现制度创新；通过把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现代西方的先进文明成果大胆地“拿来”，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变成我们的养料，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丰富补充我们的制度，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强调我们的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是通过彰显精神独立性来坚定制度自信的最好示范

理论周刊：从文化方面来看，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程美东：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不是提倡文化复古主义。习近平同志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有鉴别”就不是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有扬弃”是在经过分析鉴别的基础上，坚决剔除其过时落后的糟粕后，积极继承吸收其合理优秀的成分。要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李德顺：首先要坚定中华民族主体意识。我们的事业不但要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评价标准，不受别人左右，而且要由中华民族自己来担当其权利和责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只要我们是在真诚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并且自觉地用我们的制度不断完善来加以保证，那么我们就可以有足够的自信。

   侯且岸：制度毕竟是由人来设计的，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往往制度的改变通常又是因为有政治的介入，从而会直接影响到制度和文化的一致性。钱穆先生也说过，“政治上具有一种真实性之制度，则必从社会风气酝酿而出”。“空制度决不能与真风尚相敌”。可见，制度和文化的关系复杂而多变，决定变化的因素和条件则是多元的。由此，我又想到章太炎先生的看法，在他看来，与西方文明不同，在中国文化中，政治是文化的主宰，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中国政治，政治和文化是一体的。章太炎先生格外重视文化传统，认为中国是“因旧之国”，而美国是“新辟之国”，法美之制并不适合于中国。因此，他主张“不要事事更张”，“美法美德当存则存”，否则会因习惯而难以实行。这正是制度自信的表现。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互为表里，在制度设计上绝不能完全脱离国情和民意。

   韩震：我们既需要从近代以来造成的自卑心理的阴霾中走出来，也需要从苏东剧变的阴影中走出来。实际上，中国近代短暂的落伍，并不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失败，而是中国文化暂时没有适应人类历史的变迁，遭遇的暂时的困境，是历史兴衰波动的自然节奏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有一种文化上的韧性，这种韧性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可能。

   另外，苏联的解体也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是一种僵化了的特殊模式的失败。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制度，它仍然在历史的探索进程之中。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这本身就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程。这一进程不仅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然有蓬勃的生命力，而且也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生命力。

   辛鸣：制度自信不仅要建立在道路自信上，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辉煌成就要高度自信；还要建立在理论自信上，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何优越、为何珍贵要有高度的精神自觉。这就涉及到“精神独立性”问题。

   “精神独立性”概而言之就是一个社会从精神层面上对如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评价问题、解决问题有自己独立的不受他者主宰与左右的思维、价值与方法。

   习近平同志带领我们回望中华文化，强调我们的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正是通过彰显精神独立性来坚定制度自信的最好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