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丰子义，教授，博士生导师。1955年2月生于山西省应县。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1984年在北京大学获硕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学学会会长。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社会发展理论、全球化理论等。主要著作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发展的反思与探索》、《发展的呼唤与回应——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发展》、《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合著）、《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合著）等。译著有：《新发展观》、《文明与社会理论》、《权力社会学》等。发表论文200余篇。研究成果曾先后获北京市第四届、第六届、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曾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之一。

 

    世马会记者：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请问丰教授，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注意什么？

    丰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上，应当关注马克思关于哲学本身的理解。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在论及哲学时，有过三个重要表述，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如果转化成现代话语，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表述讲的是哲学的一般化，第二个表述讲的是哲学的时代化，第三个表述讲的是哲学的现实化（即实际改变现实世界）。这“三化”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哲学的一般化要通过时代化来实现，时代化要最终落脚到现实化。按照这样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中国化，也要经历两次转化：一次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般化转向时代化，再一次是从时代化转向中国的现实化。要实现这“两次转化”，重点是要加强“问题导向”的研究。关注现实，就是要关注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价值，就在于能够对时代和中国的各种重大现实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回答。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和对问题加以回答的历史。离开了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就封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应当看到，我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但现在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前所未有。就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而言，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类：一类是作为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另一类是中国发展本身所特有的问题；还有一类是我们同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发展风险问题、安全问题等，都是各个国家在发展中必须应对的问题。如何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办法或答案不在本本里，也不在原有的发展模式里，而就在艰辛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之中。这些探索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哲学“出场”，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切入问题，充分发挥理论智慧的作用。

    世马会记者：近年来，随着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西方发展理论自身的局限性不断暴露出来，而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我们了解到您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研究理论研究，请问丰教授，您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架构、基本立场阖基本方法是怎样理解的？

    丰教授：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涉及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内核，在当代语境下探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不仅有实践必要性，也有学理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是一个多维度、多学科的发展理论。从总体上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可以将其划分为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具体的社会发展理论。前者研究的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问题，后者研究的是某一具体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走向等具体问题。在具体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可以划分为西方社会发展的研究与非西方社会发展的研究，前者体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后者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中期和晚期的研究中。在以往的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研究中，学界更多关注的是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发展理论关注较少，但后者却更加贴近我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后一个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方面，我认为从发展的价值指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并不是纯然实证的发展理论，而是包含了以人的发展和人类解放为最终价值归宿的发展理论；从发展的视野上来看，现代社会只有在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语境下才能理解，因此这要求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研究者必须有着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视野；从发展的现代性追求来看，与复古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矛盾的外在否定不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谋求对现代性矛盾的内在扬弃；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需要涉及到历史条件、现实条件、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等等诸多问题，马克思的东西方社会对比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优秀的分析范例；从发展的规律和道路来看，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区分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不同国家、民族的发展道路，处理好这二者关系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关键和重点；从发展的格局上来看，全球化的形成伴随着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有着精辟的概括，这对我们理解当代国际格局中的南北对立、殖民主义等问题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从发展的危机来看，丰子义教授指出马克思对发展危机的阐述有着多方面的视角，也有着对危机根源的分析，这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世马会记者：本次世马会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中的重要主张。请问您认为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哪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丰教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新的发展理念，也是当前我国理论界关于价值观研究面临的新课题，深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同价值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深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必须澄清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同价值的确立依据是什么？其次，共同价值如何实现？比如说，人类命运由谁来把握？共同体的规则由谁制定？国际事务由谁来参与？共同体的发展成果由谁来享受？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最后，确立共同价值需要进一步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全球意识，树立全球思维，反对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的潮流或思潮。

    世马会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请问丰教授，您认为新时代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

    丰教授：新时代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新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这“两个全面”体现了对发展的新理解新要求，更加突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源自社会的有机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有机体的基本特点在于整个机体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而且各个部分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任何一个部分出了问题都会危及整体。因此，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这种要求更为强烈。因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有机程度大为不同，由此带来的整体性和协调性要求也就自然不同。还应看到，强调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强调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还有更为重要的现实原因，这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人民需要的变化。

    世马会记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挥其思想引领作用，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努力，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则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请问丰教授，您认为从话语体系建设的角度应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丰教授：我认为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话语体系的作用绝对不可小觑，尤其在互联网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更是如此。话语是思想的一面镜子，可以反映特定时期社会思想、社会思潮的发展状况；话语也是思想发展的一种记录仪，可以记录不同时期社会思想发展的轨迹。透过话语体系，可以看到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内容和理论形象，可以看到它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影响；自然，透过话语体系，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程度。我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展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认为话语体系建设的第一个方面是话题。研究的问题应当是真问题，不是假问题；不能仅仅重复西方学界的问题，轻视和无视自己的问题。应当主动设置议题，加强话语的主动权和主导性。第二是话语内容。要改变研究中“肌无力”的状况，必须提高话语内容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在话语内容的研究中，应当防止从“哲学话语”走向“话语哲学”。第三是话语表达方式。要增强理论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必须把理说深说透。四是话语中的“术语”。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范畴的创新，即“术语的革命”。术语革命大致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形成新的概念、范畴，二是改造原有的概念、范畴。无论是提出新概念还是改造旧概念，都是理论探索的结晶，而不是“概念游戏”的结果。

世马会记者：谢谢丰教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